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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少子化老龄化——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
2021-3-23 10:09:00
3月20日至3月22日,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京举行。任泽平博士应邀在“应对‘少子化’困局”环节发表演讲。

最近,少子化、老龄化和生育政策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,“十四五规划”提出要“优化生育政策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”。
今年“两会”上,关于生育政策的相关话题引起了很大的讨论,包括“两会”代表和社会舆论,政府工作报告提出“推动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”。
最近几年,为什么关于放开生育和调整生育政策整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?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,最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出现大幅下降,“少子化”的挑战扑面而来。
2016年,我们全面放开二胎以后,在2017、2018、2019年,中国的出生人口实际上是持续在下降。我们发现政策效果远不及预期,根据相关数据,在2020年,中国新生儿的数量可能进一步减少,大约减少15%左右。
这个形势变得日益严峻,我们要分析:为什么中国少子化的挑战日益临近,或者说更加严峻?
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:
第一个就是主力育龄妇女大幅减少。2016年以来,中国主力育龄妇女以200-300万人/年在减少,未来这个趋势还在加重,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少子化的挑战会更加严峻。
第二个就是生育成本的上升,教育、医疗和住房等,在抑制生育意愿,希望我们在相关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。
第三个是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变了。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和自由,我们有一个研究,把人群大致划分为三代人,就50、60年代是传统的一代,70、80年代是转型的一代,90、00后是现代人。70后80后作为转型一代可能还比较注重传宗接代、储蓄、节俭、奋斗、集体主义、延迟享受等等,但是到了90、00后这批现代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什么叫现代人?就是他们不愿意结婚了、不愿意生育了,稍不高兴就离婚了,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。现在,年轻人们更加追求个人的独立、自由和享受,抵制996。这其实有它的客观规律性。
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,什么问题呢?
一个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,“少子化”有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规律性因素,也有我们的政策因素。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,是有可能缓解的。当然,趋势是改变不了的,但是它可能会改变斜率。
第二个,我想强调的是: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,主要不是总量问题,我认为是结构问题。
为什么是结构问题?我想给大家说一些数据,大家要记住关于中国人口的最主要的数据是:从1962年到1976年,这一批婴儿潮,一对夫妇大约生5-6个孩子;后来到了70年代末,我们的生育政策做了巨大的调整,原来是鼓励生育,从“人多力量大、人多产量大”变成了计划生育。
这是我们跟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少子化、老龄化的不同,因为我们有生育政策从鼓励到计划的大转弯,我们要客观承认这样一个现实。
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,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,比如说中国过去的高增长,就是这批人年轻的时候干出来的。我们说的老龄化、少子化,就是这一批人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、失去生育能力。
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,1962年出生的这一批人现在多大年龄?59岁。
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关部门提出要延长退休年龄,因为发展到今天,这是必然面临的政策选择,主力人口、主力劳动力人群,正在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。而且,随着长寿时代到来、大家健康状况的改善、医疗条件的改善,肯定要延长退休年龄。
当然,我们可能会采取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。
另外,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,他们正在在退出劳动力市场、进入老龄社会,大家留意: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可能跟欧美是不一样的,因为他们没有计划生育政策,欧美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用了二三十年,它们是慢慢到来的。
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是怎么到来的?是加速到来、扑面而来的,而且就在“十四五”、“十五五”期间扑面而来的,这可能是我们的老龄化、少子化,跟欧美、日本等很大的区别。
它给我们的时间窗口非常短暂,这个顶是尖的,不是圆的。我想,这是我们对老龄化、少子化的一个初步认识和对未来的推演。
如果我们保持现有政策不变,那么到2050年,中国的总量人口就会急剧萎缩;到2100年,我国的人口将会降到8亿,我们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从19%下降到7%。
更严重的是,中国老龄化的加速到来。到2033年,将会有20%以上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,这叫“超级老龄化”;到2060年,1/3的中国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,这个挑战是非常严峻的。
从经济学的角度讲,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,这会带来什么影响?在老龄化到来后,社会抚养比上升,养老负担加重,社保压力上升,政府债务上升,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……
所以,大家看欧美和日本的政府债务为什么这么高,很大程度上是跟它的老龄化有很大关系的。
中国面临的少子化、老龄化挑战,除了自身规律,也跟我们的计生政策等有关,所以我想政策做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有所改善,虽然改变不了趋势,但是可能会改变斜率,或者说能让老百姓生得起、养得起,提高幸福指数。作为学者,我们有社会责任呼吁。
我对政策的建议非常简单、清晰,就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,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,让生育权回归家庭,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。
我们通过对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,发现可能这5个政策的效果相对比较好:
① 进行个税的抵扣和经济的补贴;
② 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;
③ 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,坦率来讲这一点我们跟欧美还有一定的差距;
④ 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;
⑤ 加大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相关的支出,推动住房制度改革,让大家生得起、养得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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