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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中国仍需要一定经济增速
2021-11-2 10:34:00

   2017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,“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”。

  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提出“增长阶段转换”的重大判断,认为由于人口红利渐逝、技术模仿的空间减小等,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,从高速往中速增长阶段转换。要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、翻越“高收入之墙”,需要进行增长动力的转换,即由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。与当时流行的中国经济还能够依靠传统增长模式重回高增长轨道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不同。

  2014年作者下海后,提出“新5%比旧8%好”,即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%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维持的8%旧增长平台要好;2015年预测“经济L型”,即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,中国经济有望构筑一个10-20年的潜在增长率为5%左右的新增长平台;2017年提出“新周期”,即传统行业产能出清强者恒强、新兴行业产能扩张,进而实现增长动力转换;2020年初倡导“新基建”,以新能源、新能源汽车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数字经济等为核心打造中国经济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引擎。

  根据对德日韩成功增速换挡的国际经验研究,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丰富实践,我们认为: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仍需要并有条件实现一定经济增速,新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在5%左右,德日韩中速增长期为10-20年、平均增速为4.5%,新旧动能转换需要一个过程;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采取增量渐进式改革,创造条件让民营经济从下到上自发的发展起来,总体是成功的,而前苏联和东欧采取的存量“休克疗法”是失败的;一旦经济失速或停滞,陷入存量经济博弈,蛋糕变小,“内卷”、“躺平”、金融风险频发、社会流动放缓、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问题就会暴露,这也是拉美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、民粹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。

  因此,面对3季度中国经济增速“破5”,建议:当前中国经济仍需要一定增速;以新能源、新能源汽车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“新基建”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的最重要抓手,实施结构性的财政政策、定向降准降息以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给予支持;对房地产、平台经济、在线教育等主要以规范健康发展为主,用时间换空间,给予企业转型调整机会;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一定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,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突破,肯定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、带动就业、市场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,提振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信心。

  1、3季度经济增速“破5”,可能已经跌破潜在增长率

  2021年前三季度GDP两年复合同比分别增长5.0%、5.5%和4.9%,5月以来经济开始放缓,8-10月经济出现加速下滑,主因是房地产市场销售遇冷、金融信用政策收紧、基建增速下滑、就业和消费低迷、上游成本大涨等。

  根据9月份数据,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实际增速基本零增长,只有出口顶着,但出口订单已经连续5个月下滑,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。

  房地产投资和销售连续6个月回落、负增长。10月前30天,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套数和面积同比分别为-23.0%和-25.7%;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-3.5%,较上月下滑3.8个百分点,连续6个月下滑;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-11.2%,较上月下滑4.7个百分点;完成第二批供地的20个城市流拍率高达33.5%,其中北京、广州、杭州、沈阳流拍率超50%。

  基建投资零增长。受制于政府隐性债务监管趋严和优质基建项目储备不足,今年以来增速持续下滑。1-9月基础设施投资(不含电力)同比增长1.5%,两年复合增长0.4%。

  消费低迷。受疫情扰动、就业和收入不振影响。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同比仅增长3.8%,实际同比仅增长2.5%。

  出口持续高增,但出口订单持续下降。9月中国出口(美元计)同比增28.1%,两年复合增速18.4%。但价格因素对出口的贡献强化,数量因素的贡献边际下滑;新出口订单连续5个月处于临界值以下。

  上游成本大涨。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,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,原材料涨价的利润主要是被海外能源企业获取;而PPI-CPI剪刀差持续拉大,挤压下游和小企业利润。上中下游企业利润分化,大中小企业经营分化。1-9月采掘业、上、中、下游制造业利润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8.8%、29.7%、16.3%和1.8%。9月大、中、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0.4%、49.7%和47.5%;小企业PMI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。

  两大传统宽信用渠道受阻,宽货币受制于滞涨。基建和房地产是宽信用的两大传统渠道,2019年基建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占当年新增贷款的比重17%,2020年上半年房地产全口径(贷款、债券、非标)年内新增融资占新增社融16.12%。

  2、转型期,中国需要一定合理经济增速、也有条件实现,新5%比旧8%好

  保持合理经济增速,有助于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的平衡,有助于扩大就业、提高居民收入、改善民生,同时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、避免内卷和存量博弈,避免经济下滑、失去增长动力与希望的恶性循环。

  增速换挡期,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中速增长10-20年,平均增速4.5%,然后再收敛到低速增长。

  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种种迹象已经出现:人口红利渐逝,刘易斯拐点、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,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.5%,综合生育率降至1.3%,1962-1976年婴儿潮人口正快速退出劳动力市场、步入老龄化;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口径的城镇化率为63.9%,考虑到2.86亿农民工在农村留守的家属(其中,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,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),如果能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我国宽口径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%左右,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80%-90%之间,快速城镇化阶段渐进尾声,土地财政难以为继,房地产大开发时代逐渐落幕,存量房时代正在到来。

  逆全球化挑战日益明显。2001年中国加入WTO,凭借低劳动力成本和全球化优势,2001-2008年中国出口增速年均27.2%。但金融危机过后,全球制造业回流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贸易摩擦事件频发,全球化红利衰退,全球贸易量下滑,2017-2020年中国出口平均增速4.6%。

  预计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为5%左右,还有很多增长潜力可挖,具有保持合理经济增长的条件。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(14亿人口),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(4亿人群),且中等收入群体还将不断扩大;国潮兴起,本土消费品市占率大幅提高、中国符号走向国际舞台、科技品牌出海;中国城镇化率(超过60%)距离发达国家仍有10几个百分点的潜力;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,就业人员7亿多,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约2亿,2021年大学毕业生近1000万,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和工程师红利;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,中美独角兽数量全球领先。

  虽然近年来高技术产业明显加速,但仍处于发展阶段,占经济的比重不大。2020年,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.1%。而占比较大的传统产业正趋势放缓,整体投资增速低迷。把握好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期,避免“运动式”、“一刀切”,在合理的增速水平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。

  3、中国经济新动能:新基建、新能源和数字经济

 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我国产业走向淘汰落后产能与发展新经济产能并行的道路。2020年将“新基建”摆在更重要位置、并首次提出“双碳”目标,更坚定我们走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与科技创新并行的路线。

  全球新能源革命扑面而来,中国新能源市场加速前进。动力电池方面,全球呈现中日韩三足鼎立局面;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实现8年80倍增长,2020年中国的锂电池产能占全球60%以上。本土厂商已处于全球第一阵营,2021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装机量市占率29.9%,连续四年蝉联第一。充电桩方面,截至2021年9月,我国充电桩保有量为222.3万台,车桩比例达到3:1,全球最高。整车方面,截至2021年9月,我国新能源车型保有量为678万辆左右,较2015年增长10.6倍。中欧是全球两大电动车消费市场,2021年上半年,中、欧电动车销量分别占全球的45.6%和41.4%。销量Top3的车企,特斯拉、大众汽车集团、上汽通用五菱,全球市占率分别为15%、13%和11%。

  2015年以来,中国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速增长,疫情期间更是逆势增长,成为拉动生产和投资的主要亮点。2020年,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.8%;其中,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6.6%和7.1%,分别快于全部工业3.8和4.3个百分点。投资方面,2020年,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.6%,快于整体投资7.7个百分点;其中,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1.5%和9.1%。

 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之下,以5G、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。2002-2020年,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.22万亿元增长到39.2万亿元,上涨31倍,复合增速21.3%,同期名义GDP复合增长12.5%;占GDP比重从10.0%上升到38.6%。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。

  4、以“新基建”为主要抓手,做好跨周期调节

  一是发力“新基建”。“新基建”兼顾短期和长期,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。短期有助于稳增长、稳就业,长期有助于培育新经济、新技术、新产业,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,提升长期竞争力,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。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“新基建”是新能源、新能源汽车、充电桩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、数据中心、工业互联网等科技新基建,以及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户籍等民生新基建,还包括发展资本市场、减税降费、扩大对外开放、保护知识产权等制度新基建。

  二是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、产业政策等配套措施支持新基建。实行积极财政政策,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;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,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,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。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。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经济,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、金融、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。在财政政策方面,研发支出加计扣除,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;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,通过定向降息降准,在贷款、多层次资本市场、并购、IPO(首次公开募股)、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,推动规范的PPP(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);在产业政策方面,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。

  三是四季度-2022年可以考虑通过结构性降准和定向降息,加大对新基建、绿色经济、数字经济、中小企业等领域信用扩张的支持力度,以替代过去对传统基建和房地产的刺激。

  四是满足房地产刚需合理需求。以城市群战略、人地挂钩、金融稳定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。房地产要软着陆,避免硬着陆,用时间换空间。2020年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占我国GDP的17%,其中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.3%;完全拉动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1.5%,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7.3%;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专项税合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7.6%;中国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66.6%,居民大部分财富在房子里。我们呼吁以城市群战略、人地挂钩、金融稳定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,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。繁荣资本市场,促进居民家庭优化资产配置结构,坚定推行注册制,支持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和实体经济,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,引导价值投资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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